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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题: “北京史巨擘”侯仁之院士 已阅:11783 / 回复:27(楼主)

“北京史巨擘”侯仁之院士

---雷 泽


《新华文摘》2006年第3期  文摘类期刊-人物与回忆

  通过建筑大师张开济先生的引荐,记者终于同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开山大师侯仁之先生联系上了。在访谈中,我们才知他还是一位第二、三届的全国青联委员。于是,揣着敬仰与神奇,开始走近这位名震中外的老人。
  
  “燕园,是我事业孕育的摇篮”

   侯仁之是1932年秋经保送投考燕京大学历史系的。“整个校园风景秀丽,光彩焕发,洋溢着蓬勃向上的朝气。”这是侯仁之初入学的第一印象,他至今难忘,“燕大那中国古典形式的大楼三面环列,中间场地开阔,绿草如茵。”
  侯仁之深感幸运的,不仅是燕大校园的优美环境,更重要的是当时洪煨莲教授对于校园历史的研究,使他深受启发,一直影响到自己日后的研究方向。
  在科学论文写作训练课上,洪教授的要求十分具体,如必须掌握第一手材料,必须在写作中注明资料的来源,必须有新的发现或新的说明,然后按一定的格式写成文章。“我写的学期论文《最爱藏书的胡应麟事绩考略》,结果被他评定为‘佳甚’。这使我深受鼓舞,这篇论文虽历经世事沧桑,仍一直珍藏至今。”
  不久,洪煨莲教授体会到侯仁之的学术兴趣已经从历史学转向历史地理学,就有意为他安排出国深造的机会。1938年秋的一天上午,侯仁之应命来到他家中,见面时洪教授便讲:“择校不如投师,投师要投名师——英国利物浦大学虽不如美国哈佛大学有名,可是那里有一位优秀的地理学老师Professor Percy Maude Roxby,对中国的地理很有研究。”于是,推荐侯仁之到利物浦大学专攻历史地理学,只是转年欧战爆发未能成行。一直到大战结束后,1946年侯仁之前往该校时,Professor Roxby已经退休,而他的继任者H.C.Darby正是近代历史地理学奠基人之一。“达比教授(H.C.Darby)把他所倡导的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第一次传授给我,我无不心存感激。”      


作者:220.172.211.* (2007/10/21 21:56:59)   回复此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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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多人还不晓得,我这位青联委员曾是个‘囚犯’”
  1940年7月,侯仁之在燕园完成硕士学业,并获得斐陶荣誉奖。此后,继续留校,任历史系助教,并开始授课。同时,侯仁之出任学校新设的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副主席,主席则由深受学生尊重的夏仁德教授担任。当时,日寇侵略军在华北地区不断进行“大扫荡”,在校学生有人家乡遭受战火,经济来源困难;也有学生救亡心切,决定投身到抗日战争中去。侯仁之负责帮助学生安全离校。
  “其中有人南下去大后方参加与抗日有关的工作,我曾代为联系分道前往;更有人决心就近进入解放区抗日根据地,则是经过校内中共地下组织具体联系而后成行。从1940年秋以后的一年间,我以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副主席的身份,掩护宁愿放弃个人学习机会要投身到抗敌救国的斗争中去的学生分批离校,曾帮助三组学生十多名安全离校。”迄今,那段生活经历让侯仁之历历在目。不幸的是,南下大后方的学生中有人走漏了消息,因此27位师生遭到了日本宪兵的逮捕。其中,侯仁之是最年轻的一位。“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8日凌晨,燕大即遭日寇宪兵查封,我们20余人先后被捕。”    铁窗里,不低头、不媚寇的侯仁之裹着薄薄的毯子蹲踞一隅,或睡硬地板,听窗外朔风怒吼。这时的侯仁之,曾发誓:“离开这个地方后,我要写一本黄河的故事,为这个自强不息的伟大生命著书立传!”没想到,40多年后他编著的《黄河文化》真的得以问世。当时同狱的孙道临(现著名电影艺术家)得讯后致函祝贺:“鸿文已拜读,引起我不少回忆。……写《黄河传》的雄心壮志使我产生不尽的幻想遐思,几乎忘却囹圄之苦……”
  幸好日寇对燕大学生直接参与抗日战争一事,一无所闻,遂以“以心传心,抗日反日”的所谓“罪名”转送日本军事法院候审。迟至1942年6月中,对侯仁之判以徒刑一年,缓刑三年,由燕大校医院院长以新设的诊疗所作为铺保开释,附加条件是“无迁居旅行自由,随传随到”。
  入狱时是寒风料峭的严冬,出狱时已是炎炎盛夏,侯仁之心里极其惦念妻子张玮瑛。“妻子小我4岁,也在燕大历史系获得硕士学位,留校工作。入狱前她已怀孕,被岳父母接到天津避难,一直音信茫茫。”侯仁之匆匆在同事家换上夏装,在理发店剪掉生长了半年的乱发,马上动身前往天津。到岳父家已是夜深人静,他在家门口张望,看见女佣正热得在庭院里来回踱步,他在门外轻轻叫她的名字,让她开门。进屋后,灯光下,他看到妻子在蚊帐里熟睡,旁边有一个4个月大的婴儿,就像大船旁边一只小小的救生艇,与母亲相依为命,一时百感交集。这时,妻子从梦中惊醒,抓住他问:“真的回来了吗?”
  从此,侯仁之居留在天津避难,岳父利用自己地方名医的身份保护他。为避免敌伪干扰,侯仁之曾到私立达仁商学院,又转到法国天主教创办的工商学院任教,并相继兼任该校新设女子文学院史地系主任,妻子亦来支持参加教学。
  避难期间,侯仁之仍坚持个人学术研究,勤奋治学,首先完成的是计划中关于北京历史地理专题之一的“北平金水河考”,并珍藏3年,终于得以公开发表在燕大复校后首先出版的《燕京学报》上。他还利用就地考察结合文献资料的考证,写成了《天津聚落之起源》一文,由天津商学院列为专刊,在日本战败投降时正式出版。
  1945年8月15日,日寇战败投降。侯仁之立即被召回北平,参加燕大校长司徒雷登主持的复校委员会。开学后,侯仁之除授课外,并兼任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主席。这时,张玮瑛携女儿馥兴重返燕园。

作者:220.172.211.* (2007/10/21 21:59:21)   回复此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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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6月10日,中华全国第二次青年代表大会召开。侯仁之当选为120名青联委员之一。侯仁之回忆时说:“当时,在这次会议上,团中央书记胡耀邦,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书记皮埃罗·皮埃拉利致了祝词。这次会议认真总结了全国青联成立4年来的工作,确立了今后青联的工作方针和工作任务,会议修改了全国青联章程,并选举廖承志为全国青联第二届委员会主席,选举刘导生、钱三强、吴晗、区棠亮为副主席。”
  5年后,即1958年4月9日,第三次中华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侯仁之作为600名代表之一出席了这次会议。老人如今还记得:这次会议上,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祝词,刘西元作了题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在社会主义大跃进中起先锋作用》的工作报告。
  “期待我所从事的‘冷’学科后继有人。”   
  在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现代化建设问题讨论会上,被誉为“北京史巨擘”的侯仁之指出:“深入揭示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性质和特点,是进行经济社会发展的先决条件。”可以说,侯仁之几乎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了北京城。“经世致用”或谓“用世益民”,是侯老科学研究的真谛。1965年他便主持完成了一项有关北京城地下埋藏古河道的研究,这对排除城市建设中的隐患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从历史地理的角度致力于为首都建设服务,对建国后北京的城市建设包括天安门广场等重要设施的建设都作出过重要贡献,解决了北京城市起源、城址转移、城市发展的特点及其客观规律等关键性问题,有助于推进北京旧城的改造、城市的总体规划及建设等工作。
  北京修建西客站,最初选址时曾考虑利用莲花池,因为池水几近干枯,便于地下建筑,并且没有居民搬迁的问题,可以很快动工。但侯仁之认为:莲花池这个地方很重要,追根溯源,它和北京城有血肉相连的关系。据史料记载,北京城有3000多年的历史,起源于蓟城,它最早的生命来源——水源,就是莲花池。“一个人,绝不可以忘记自己的过去,一个如北京这样的历史文化名城,也绝对不可以忘记自己的起源。”侯仁之反复建议将莲花池保留下来。最后,政府决定保留莲花池,在莲花池东北岸将西客站建设起来,成为首都的新大门。此后,北京进行中心区水系治理工程,侯仁之又以极大的热情呼吁恢复莲花池昔日“绿水澄澹,川亭望远”的景观,使富有历史渊源的风光出现在京门一侧。

作者:220.172.211.* (2007/10/21 22:00:44)   回复此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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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北京城,其平面布局匀称而明朗,设计规划美轮美奂,达到了封建王朝文化、艺术和建筑的顶峰。北京的城市规划有一个重要的特点:从北到南的中轴线。在封建王朝时代,城市的中轴线只向南发展,宫殿也一律面向正南。这是因为黄河流域是典型的季风气候,冬季受到强烈的西北风的影响,因此主要建筑一律面向正南,这个传统在意识形态里产生了“面南而王”的思想,历代封建统治者一定面正南统治天下,都城设计的中轴线也一直向正南发展。侯仁之这当年燕园的长跑冠军,曾徒步考察北京的山系,并冒着倾盆大雨察看北京城水的来龙去脉。他揭示和论证了北京城的起源和变迁,提出了北京城市史上的三个里程碑:解放前以紫禁城为中心的“帝王至上”的封建国都;解放后以天安门广场改造为代表的“人民至上”的新首都;如今又以亚运会开辟中轴路向北延伸,体现了“和平、友谊、进步”的主题、向世界敞开胸襟的新思想。“北京的老城有一条中轴线,现在在这条线上有两个明显的标志性建筑。一个是紫禁城,已经列入了世纪公认优秀的历史文化建筑。一个是天安门广场,已经由原来的宫廷广场最终变成了人民广场,代表着我们国家正在蓬勃发展。”每每谈到中轴线的那两大标志性建筑,侯仁之为祖国建设的日新月异而激动不已。
  最初,中轴线设计的起点——后门桥,一度残破凋零。侯仁之曾去探访,原来西有风景秀丽的什刹海,东有一溪清流,已变得面目全非,一片狼藉,整个桥上竖着巨大的广告牌遮丑。他为此十分痛心,于是反复呼吁重修后门桥,恢复北京中轴线起点的旧观。在他的建议下,市政府修缮了后门桥,并恢复它最早的名字“万宁桥”。现在,桥面已加宽,河流得到妥善治理。伫立桥上,美丽的水上风光展现在眼前,和谐地交融着一个城市的古典与现代、沧桑与辉煌。
  四合院,相伴北京城共同经历了几百年风霜雨雪却容颜依旧的古老民居建筑,保护到底有什么意义?侯老说:“国际建筑学界有一句流行的话叫作:改造城市街区,要留下标识。四合院并非只是封闭的产物,但实际上这里面有很多的建筑科学。大门开在东南角,是因为北京城东南方向来的是暖湿风;西北方向的墙高,是为了挡住凛冽的西北风。屋面设计成曲线,是考虑到雨水流下来时可以顺着曲线朝边上走,不会滴下来溅在人的身上,也不会损坏柱子。而屋顶一垄一垄地弯起来,太阳一斜,就会有阴影打在屋顶上。有吸热的地方,有散热的地方,屋面的保温隔热效果马上就提高了。就这样一个简单的屋面,体现了传统的建筑工艺和人居创造的完美结合,你说到底该不该保护?”就如何保护四合院这北京历史文化的主要精华,他认为“进行微循环改造,或对其进行功能置换,或许是条不错的路子”。

作者:220.172.211.* (2007/10/21 22:01:59)   回复此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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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前身是沿革地理学,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历代疆域、政区、水道方位、名称的因袭(沿)和变化(迁),早期是作为史学与经学的一门辅助学科。“从其发展过程看,21世纪历史地理学将向区域综合研究发展,区域自然、人文历史地理的综合研究更能显示这门科学的特点与功能。”谈到历史地理学,侯老感触很多,“当年我在利物浦大学读书时,我的老师达比教授对我说,‘今天的地理,就是明天的历史地理。’我们今天生活的地理环境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有自然的因素,但更多是人为的因素——要发展就必须了解过去。一个人如果忘记了过去,就等于没有了记忆。没有记忆的人是不完整的,他的发展方向更无从谈起。对于一个城市而言也是如此。不了解它的历史地理,就无法继承,也无法更好地发展。”
  在历史地理学、历史考古学和城市建设学等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的侯仁之,早在1950年发表《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就第一次从理论上阐明沿革地理与历史地理的区别及历史地理学的性质和任务。他倾注毕生心血在理论和方法上发展了现代历史地理学,开创了城市历史地理和沙漠历史地理研究的新领域,系统地揭示了几个类型的城市发展的规律特点及其地理条件,为有关的城市规划作出了贡献,并培养了我国第一代历史地理学研究生、博士生。面对诸多荣誉,老人的反应很平静:“我今年已经90多岁了,只希望对我的这些奖励,能够引起人们对历史地理学的关注。学问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这是以有涯逐无涯的一个无穷尽的过程。我们要用自己的学问,以使人类的发展臻于尽善尽美的地步。现在我经常想到一句话,‘老牛自知黄昏晚,不待扬鞭自奋蹄。’我当努力奋发,继续前进,但是更期待着我所从事的‘冷’学科后继有人。”
  (《中华儿女》2005年第11期)

作者:220.172.211.* (2007/10/21 22:03:07)   回复此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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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北京”侯仁之出传记 过寿辰

《侯仁之》记录了“活北京”侯仁之数十年的学术生涯。
    昨日(6日),被誉为“活北京”的北大教授侯仁之度过了九十五岁寿辰,同时由三联书店出版的传记《侯仁之》也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举行了新书发布会。一大早,几十名弟子已在侯仁之的家里为他庆祝寿辰。
    北大图书馆送当年的学士论文当寿礼
    上午十点,侯仁之教授坐在轮椅上被推入会场,他说:“我一生最难忘的是燕京大学,其中图书馆更是让我终身难忘的地方,当年,我与夫人就在这里相遇。”每一位参加发布会的来宾都献上祝辞,出乎意料的是,北京大学送给侯教授的生日礼物是一本薄薄的书,当那本书拿到侯教授面前时,他稍有些意外。原来,这是侯教授当年的学士学位论文,题目是《靳辅治河始末》。
    王军:林徽因影响了侯仁之的学术选择
    《城记》的作者王军与侯仁之已认识十多年了。1994年在《北京地图集》出版的新闻发布会上,王军第一次见到侯仁之。王军说,当时侯教授打开《北京地图集》,看到张先得画的老北京地图,非常激动。他说这本书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收编了老北京的地图。那时是北京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时期,城市建设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对于古迹“选择拆还是选择保护”。
    建筑开发商高呼“拆旧换新”,在这种时候,提出保护旧城墙需要异常的勇气。
    后来,房产开发商要拆掉美术馆后街22号,那是个保存完好的四合院,也是赵紫宸的故居。房产商的这一行为遭到舒乙、吴良镛等学者们的联合签名反对,王军找到了侯仁之教授,他也签了名。
    王军说,侯仁之教授曾说过,他的学术方向之所以从历史研究转为地理研究,还是受了林徽因的影响。在侯教授上大学的时期,曾听过林徽因教授的讲座,于是,林徽因对古城墙保护的思想启蒙了年轻的侯仁之,使得他走上了这条道路。
    陈光中:看到知识分子传统的治学之道
    据作者陈光中介绍,《侯仁之》这本书采用了150幅照片,其中约50幅为侯先生及其家人提供,包括顾颉刚的故居、洪业手迹等,都是珍贵的历史资料。
    提到这本书的创作过程,作者透露,一开始侯仁之教授坚决不让为他写传,后来经过劝说,他同意了。但是在与侯仁之的交谈中,让作者无奈而感动的是,每一次认真的交谈,最后往往都变换了方向。
    在不知不觉间,话题就转到了他的那些老师身上:“顾颉刚老师好极了!洪业老师好极了!”这是他常说的话。
    作者希望借此书探究“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治学之道和气节操守是如何薪火相传、经久不息的。”陈光中表示,如果读者读完这本传记,对历史地理产生兴趣,是他最大的欣慰。(记者 曹雪萍 实习生 权丽娟)
    ■人物
    被誉为“活北京”的侯仁之,1911年生,1940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49年获英国利物浦大学博士学位,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侯仁之在学科基础理论的建立与实践及相关的城市历史地理等诸多具体方面取得卓越成果,在对北京历史地理的研究中,解决了北京城市起源、城址转移、城市发展的特点及其客观规律等关键性问题。2004年,侯仁之教授被美国国家地理学会授予“研究与探险委员会主席奖”。
(责任编辑:马璐璐)  


作者:220.172.211.* (2007/10/21 22:07:26)   回复此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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