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与序

    1990年8月24日（农历一九九〇年七月初五），父亲乘鹤西归，一瞬间17年过去了……

    在老父去后的一个很长日子，我的情感辗转于：恍忽未失与已失，难以承认这一现实的真实与这一现实确无疑意之间。是生命之自然归去？或许是因作为儿子的我，过于自私和粗心，使父亲早早辞世？合理化与非合理化、自我安慰与深深自疚，自愤自抑。所有这些，都使我在这十七的年时间里，屡屡于梦境与现实两界天地之间，辗转反侧，难以自解自拔。

    那个悲伤的夏天，与兄长、小弟办完老父之丧事之后，我便匆匆准备返回重庆，当携带幼子蹬上汽车去80公里外的玉屏搭乘火车时，老母亲及家人凄凄地站在车边送行，显然，大家都还没有从痛失亲人中恢复过来，也就是在哪一刻曾暗暗想：待天年闲暇时，定为老父亲写一篇生前记事，也许只有这样才能表达所有亲人的哀思，而不仅仅是我一个人。其实，根本不允许等到所谓“天年闲暇”，在父亲故去不久，兄长便来信催促说可否为老父亲写点什么，兄长之催促一下让我看到了所谓“天年闲暇”有些不尽人情，因为如真的待到天年闲暇，恐怕就会成为几十年后以后的事了，况且，在这纷纭杂沓的现实生活中，世事忙碌，哪里会有一份真正的“闲暇”呢。

    其实直观地看，父亲之辞世，与一般生命之逝去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是在六十八春秋的生命历程中，有属于老父亲自己区别于那个时代一般知识分子的特殊的生活和生命内容，同时，作为父亲子女，我和兄长、小弟三人，也同样是基于中国那段特殊的历史，基于父亲传统中国文人的秉性，基于生长在那个贫穷落后大山里的家庭历史，点点滴滴，于是承领了可能是与天下其他父亲对待儿女所不同的养育生命的亲情。

    记得在老父亲故去的第二年，也就是1991年的初冬，我当时工作所在的重庆市，扬扬洒洒下起了漫天大雪。据重庆人说，像这样的好雪，已然久违山城，记性好一点的人们恍忽还记得是1976年，即“文革”浩劫结束那一年，重庆下过一场大雪，一眨眼十五年过去了，重庆人再次领略到天降大雪的那种，既可以给人们带来美丽体会，但同时又会给人以肃刹的情景。据说，在“文革”浩劫中，重庆是全国少数武斗激烈的大城市之一，当然由此可知，也是生命屈死于这场民族自我戕害运动最多的城市之一。1976年，对于重庆的人们来说，虽然和全国一样，还没有真正从精神奴役中解脱出来，但人们毕竟从无辜的生命的抗中解脱出来，所以，那一场大雪对于20世纪50年代前后出生，经历那场值得中化民族反省的生命浩劫的重庆人来说，可能是可以铭记一生的大雪了。

    听了这位姓易的老同志这段闲聊，于是想起已然故去一年的老父亲。老父故去已一年有余，在这一年多时间中，我也每每在梦中与老父相见，甚至像老父在世时与老父怄气那样的事，也在梦中频频再现。也就是在父亲故去的第二年农历十月兄长生日那天，我们说到：如果我们能对老父亲的病早点引起重视，如果我们真正有勇气能不惧贫困，设法筹借资金在病兆之初就将老父亲送到省城的医院去检查，早些诊断出病情，老父亲是无论如何是不会如此早就辞世的，因为我们后来查了遵义医学院的病历档案，鼻咽癌发现于早期的，治疗存活最长的达17年。奇怪的是，自从我与兄长那次深深自责的讨论以后，就再没有像此前的一年时间那样，常常在梦中见到老父亲了。
　　说起来这也算一件莫大的憾事，就因为为父亲之早故而诉说了自己内心之苦，竟然再难与老父在梦中相见了。当听了那位姓易的同事说到梦中常见老上级的事前事后的故事，蹊跷之余，不免暗暗感慨……

    关于老父亲之故去与生前事，从何处动笔，怎么写，这是我一直未想清楚的问题。要能以区区之笔记事，可能是有止有境的，可是要将亲情，以及亲情所背靠的那段历史，以及成为有良知的文化人以后，对那段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可能是不应该有的命运悲剧等，放置在这样一个记事的重要位置，可能就不是区区之笔可以写下的。

    想去相来，除了以尊重生命、眷恋亲情的姿态，将比生命和亲情更为沉重的祭典之情写出来外，可能没有更好的选择。这些年，一直在大脑里整理和回忆从老母亲那里听到的一些关于老父生前的事情，可是，因为母亲与父亲之间的文化差距太大，父亲真正能告诉母亲的东西仍然是非常有限的，不过，对于任何个体生命而言，个性、文化、品格，一定是与他的生命脉络相一致的，而任何个体生命的脉络以与历史的脉络是相一致的，只是涉及到亲情、涉及到浸润着我们民放的传统伦理，如实记载，褒贬之间，妄议严命，不敬不孝之外，也只有请九泉之下的老父亲原谅了。

    公元1923年农历5月17日，老父出生于贵州省沿河县晓景乡的一个偏僻山寨，这个山寨的人同属于一个侯姓宗族，全寨千余人口，分成10个村落散居在一条小溪的两边山峦中，父亲出生的这个名叫白鸡井的山村，坐落小溪南边山峦的半同腰中。我的祖父、祖母，均为地道的农民，从曾祖父下来，祖父辈有兄弟三人，以后每家又都是单传，所以，到了老父亲这一辈，仍然只有堂兄弟三人。老父曾经对母亲说到过他的童年，据母亲转述，父亲儿时颇受祖父、祖母骄宠，已是六、七岁上私塾念书的岁月了，课中回到家里，仍然要扑进祖母怀中吃奶。不幸的是，在父亲刚满七岁的时候，祖母患疾因无条件治疗，丢小年幼的父亲辞别人世而去。

    父亲的童年基本是平静的，但过早地失去母爱，这或许算是父亲童年最大的不幸。处于在上个世纪初，整个中国都仍然很贫瘠，家乡一带属于中国的极偏远农村，面对贫穷、偏僻、落后，父亲童年那一辈，幼年失去父母的事例实在是太普遍、太寻常了。不过，单独就衣食是否充足而言，因为祖父辈时，从上一辈继承了几亩薄田，父亲的童年生活也还算过得去了。

    不过，童年便失去母爱在父亲一生中留下的刻痕还是很深的，这种刻痕甚至影响到以后父亲秉性和命运。在我很小的时候，有一件事至今仍然记忆犹新，每年阴历十月十六日，是我祖父的祭日（祖父于1960年饿死于从父亲所在工厂返回家乡的途中），但不管家境有多么艰难，母亲在每年祖父祭日的这一天，都想尽一切办法，包括向邻里借钱，买来少许酒菜、钱纸、香烛，祭典已故的祖父一番。在我8岁那年，祭典祖父的那晚，父亲喝醉了，请来陪父亲喝酒的客人将我父亲扶进了里屋。一会儿，躺在床上的父亲叫我，我应声走进里屋，发现父亲在床上流泪，我一下惊呆了，长那么大从未见过父亲流泪，甚至在幼小的心灵里，一直就认为父亲是不会哭的。父亲把我叫到床边，然后问我：“果我和你妈不在人世了，你怎么办？”听父亲以后，我差点被吓哭了，我以为父亲马上就会死去……，此外，在那么小的心灵里，从来也没有想到过会失去父母亲。以后长大了，懂得理解人世的时候才知道，在父亲的内心里，一直有两块沉甸甸的伦理巨石，一是祖母早世，母爱尽失，二是在1960年那场灾难中，再次未能保住祖父的生命，而最终失去尽孝的机会。这种事情对于我们现代人也许不得什么，可是，父亲毕竟是旧时代的文化人，二十四孝图的那些感天动地的孝举，从小就由私塾先生、父母辈灌输进了思想里，所以，面对如此人伦打击，岂有不将这些事铭刻于灵魂的。

    大约是老父亲童年时颇有学习的天资，8岁时便送去寨子祠堂里开的私塾识字和学习。以后到了16岁的时候，显然，私塾已不足以满足父亲学习需要。祖父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村人，认为只要识几个字就行了，所以，并没有打算让父亲再在学习上深造。但父亲学习的天资被大爷爷（祖父的堂兄）看中了，于是鼓动着祖父将父亲送出大山到外面更高级的学校去学习。祖父觉得父亲术小，加上意识比较落后，极不愿意让父亲离开家，于是以贫穷为理由，拒绝送大爷爷的主张，可是，当时大爷爷在族里很有威信，而且家里的经济条件也比较优裕，于是大爷爷不顾祖父的反对，答应以借贷的方式，负责父亲出外求学的盘缠资用，祖父无奈于执拗的大爷爷，最终答应让父亲一人外出求学。

    在我的记忆中，老父亲一生很少说起家乡的事，尤其是他小的时候的事，当然也包括他长大成人后在外面闯荡的那几年的生活，能知道的那么一点零星事，也多是从母亲唠叨中悉知的。根据母亲讲述的内容分析可知，一部分母亲也是从祖父和在家乡生活那几年从亲戚那里听来的，另一部分便是母亲与父亲共同生活以后自己亲身所经历的。而真正属于父亲自己独闯的生活，母亲知道的却非常少。今天回想起来，依稀记得在我一生处在开始记忆但整体性格仍然处在孩提状态的时期，父亲偶尔会向我说起一些关于家乡、关于他自己年轻时的一些事。

    父亲于1943年秋天学成毕业，并于当年回到沿河家乡，作为当时在贫穷落后的家乡为数极少、并且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年青知识分子，父亲与少数有着同样在外求学经历的家乡弟子，毅然在乡政府所在地──晓景办起了新式学校。

    在那个贫穷与落后的年代，在那样一个偏远的农村，要支撑起一所新式学校，对于刚过弱冠之年父亲来说，其艰辛是可想而知的。在那个时代，能送孩子来新式学校的家庭是很有限的，由于家乡一带贫穷，孩子的教育启蒙时间也晚，送来读书的孩子的家庭也基本是当地一些乡绅、地主。据母亲转述，有的来上学的孩子有的年龄与父亲相近，个子比父亲还大。

    在我们老家那样的偏远山区，人们读惯了旧式私塾，而私塾一贯是用实物缴纳学资，主要是粮食。并且，在一年中具体什么时候缴纳学资，还需要由当年收获不同季节的丰欠来确定。但新式学校不同，因为请来老师都是些受过新式教育的老师，有的老师甚至是家在很远地方的外地人，所以，教师的酬劳是以工薪方式按月发放，这就要求学生必须以现金的方式缴纳学费，并且必须在入学前就一次性缴足。可是这在家乡是很难为学生家长们接受的。所以，作为校长的父亲，不得不常常为收缴学费来发放教师工资费尽心思。据母亲说，有一次父亲去陈姓家族中的一个乡绅家里催收积欠学费，结果学费未收到，反而遭到陈姓族人的殴打。
　　父亲生前几乎从不向我们提到他的这段经历，只在偶尔酒有过量的时候才零星地说一点。据后来的情况分析，父亲当初回到家乡兴办新学，原本是其个人抱负的，只是当真的回到家乡，面对物质贫穷、意识落后的现实时，父亲才发觉其抱负实现的条件与愿望相去太远太远。
　　收取学费被陈姓家族殴打一事，让血气方刚的父亲负气在家呆了很长一个时期，其与他人创办的新式学校也从此夭折。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调整后，父亲终于决定离开家长到外地去闯荡。1945年，也就是父亲二十二岁那年，经人介绍，父亲二度离开家乡，到了四川重庆巴蜀中学任教。

    也就是在父亲去重庆巴蜀中学任教的第二年，即1947年，父亲与正处在困境中的母亲相识。母亲是在与父亲相识的头一年，为了逃避追债，丢下幼子来重庆，原本是要想进入当时的重庆市李家沱第四纺纱厂当纺纱工人的，后因为年龄和身体的缘故，母亲未能通过入厂考试，于是经人介绍，暂时寄居在父亲任教的学校当工友，干些杂活。

    按照家乡旧俗，在父亲还身处襁褓时，便由祖父母做主与十里外的一位田姓姑娘定下了娃娃亲。父亲从榕江县学成回家乡后，遵照祖父之命与田姓姑娘结了婚，并生下一女，不幸的是，女儿出生后没有多久便夭折了，就在父亲二次离开家乡后不久，这位我们只是听说而未曾谋面的先母便郁郁得病，并在不久便辞别了人世。

    1949年春天，父亲带着已怀有身孕的母亲，经四川綦江、贵州遵义、思南、德江回到沿河老家。

    经历了半个月的艰辛中途后，父母亲回到了家乡同，也是回到了家乡才得知祖父屡屡催促父亲回家乡一事，乃是大爷爷的授意下安排的。按照大爷爷的想法，父亲既然饱学诗书，便应该做官从政，显耀门庭，为家族争光，岂可一辈子在外做教书匠？

    回到家乡后，父亲以旧知识分子的倔犟拒绝了大爷爷的安排，洁身自好，远离官场，并在村头宗庙里开了一寓私塾，重新开始了教书生涯。从今天去看到父亲一生的经历，也许让父亲未能料及的是，这一次匆匆返乡，不仅成为他一生抱负落空的起点，同时也成了厄运从此纷至沓来的开始。

    1950年冬，沿河老家解放。作为当时家乡偏远农村少得可怜的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父亲被的新政府看中，不久便加入了政府征粮队，参加了沿河老家解放后第一年的大规模征粮肃反工作，此后，因工作成绩突出，于1951年调沿河县财务科（县级财政局的前生）工作。

    1952年秋天，大规模“三反”运动在全国开始，不久，运动的波浪荡及父亲工作所在的这个偏远的山区县城。上面派来打老虎的“打虎队”给县里下了一批“老虎”指标（贪污分子的别称），作为经手全县财力核算的父亲，自然而然地成了必须打掉的“大老虎”之一，加上在乡下还有一个因为多有几亩田土而当上了“大地主”，并在解放后不久被枪决的大爷爷，政治上有说不清产道　不明的出生问题，父亲自然也就在劫难逃了。

    1952年初，结案之前经“三反”运动复查小组复查，最后认定事实有三件：一是用公款为七个区各区长代制衬衣一件，未及时收帐办理财务结算。二是地区行署办理年终决算出差时，受同事之托，但因个人无钱而用公款帮同事代买了一斤毛线，因为托买人未及时付款而没有及时抵补公款办理报销。三是召开全县工作会议的会议经费未及时计入账结算。前两笔款项共计合旧币34万元，也就是新币34元，至于第三项，完全是个手续问题。至于引外的罪名，纯属子虚乌有。
　　可是，当时我们国家并不是一个法制社会，政治运动是高于一切的东西。如果完全按照复查后的事实认定，上级下达的给这个县里“老虎”指标就无法完成。于是，当时完全听命于政治运动的所谓“三反法庭”最后对父亲做出了一个与复查事实完全相悖的判决：服刑两年，赔赃款100元。
　　判决下来后，母亲几乎当卖了所有的家产，最后，由于实在无法凑足这100元的所谓“赃款”，生活在乡下的祖父，不得不卖掉了当年的全部口粮。据母亲说，当时还不满三岁的兄长，虽然仅仅有两条裤子，但为了筹款赔“赃”，母亲不得不当卖了其中一条。
　　这一判决，对于父亲自己而言，虽然形式上只等于两年的人身监禁，可是在那样一个非法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不仅曾经的个人抱负从此灰飞烟灭，在随后的几十年岁月，几乎承受了政治上的终身禁锢，也是后来我上了大学后，在学习经济之余，研究一点政治哲学，尤其是研究古希腊和古罗马政治文明才知道，一个国家真正具有主人地位的政治概念，应该是公民概念，按照世界通行的规则，公民因触犯法律服刑，但法律规定的服刑期一结束，公民身份就自然恢复。可是，在中国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严格意义上老百姓，并不具有作为国家主人至高无上的公民宪法地位，所以，一个老百姓如果出生“不好”，比如祖父辈有几亩田地而被划分成份为地主或富农，其子孙几乎就等于失去了公民权，当然就更不要说在政治运动中曾经服过刑的人，只要有了这样的经历，实际就等于终身失去了公民权力，并因此而倍受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