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中古城说平遥

    历史悠久的平遥，有人类居住的历史可追溯到6000年前，人们在惠济涧、柳根河等一带，多次发现新石器时期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类型的遗址。平遥古为陶唐之地，史称古陶，相传帝尧便初封于此。平遥自古便是军事防御重地。它与太原相距不远，因晋中四野平旷，且无山壑之阻，若有外敌入侵，则长驱直入，所以出于军事防御的需要，筑城御敌一直就极为受到重视。当时，各府、各州都普遍建筑城垣，以为防守。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平遥城墙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考究的建造技术，精心的设计与复杂的施工，使平遥古城墙粗具规模。后平遥城墙屡屡扩修达26次之多，也才有了今天人们所见到的如虎踞龙盘之势的平遥古城墙风貌。古城因按“因地制宜，用险制塞”之理及“龟前戏水，山水朝阳，城之攸建，依比为胜”之说而建，才会在历经战火兵灾的侵袭之后，依旧屹立于此，且不失巍然宏伟风范。正因如此，平遥古城素有“龟城”之称。在这片被城墙围封的平地上，“土”字形的街道向四面八方散开，将城内划定为一个八卦图形。这样，东为城隍，西为衙署，南是小寺，北是美庙，东南文庙，西南武庙，东北为道观，西北为佛寺的一个整齐格局便形成，再配以西河、超山书院、贺兰仙桥、凤凰栖台及坛庙、民宅、四大街、八大巷连接融合，浑然一城。它的结构和轮廊，严谨、完整、极富特色，而那种不失变化的统一，高低错落、层次深浅后的平和，又使其极具美感。

    无论哪朝哪代，它的城镇风格都会反映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及文化面貌。平遥古城的街道直而宽，一般都“一通到头”，商号、店面、摊铺临街而立。从古街上走过，两旁多为三、五开间的硬山式水楼、高大而肥实，多为二层，正中开门，板门相隔，尤为牢固。其檐下多绘以彩画，梁头等处则多精致华丽的雕刻图案。店铺后面的世界是很吸引人的，整齐的小四合院、装饰别致的重花门楼、敷以彩雕画的插廊等，都非常细致地反映其浓厚的地方色彩。在平遥民宅中，雕饰艺术体现得尤为普遍，从木、砖石构件到室内所设的阁、龛等用来陈设物品的地方，都有雕饰的装点，给人留下特别深刻象是窗棂、插廊雀替、重花门楼的装饰，传统而新颖、华丽而典雅、细致而奔放。在平遥古城保存完整的400多座住宅中，有100座佳处。

    山西票号起于清代中叶，而平遥城内的日升昌首创票号，并“汇通天下”而千古留名。当时平遥城中共有20多家票号，其在全国都设有分庄，经营涉及官银、军饷、商号及私蓄汇兑业，许多富商大贾应运而生，于是就有了晋商的建宅荣族，如日升昌票号创始人雷履泰、百川盛刘敬义、蔚泰厚范治等，都是此中典型。除富商大贾之外，平遥历史上曾出现了一大批文人名士，西晋时有文学家孙楚，东晋时有著名的玄言诗人孙绰、史学家与无神论者孙盛，五代后晋时的薛融，宋代时的侯益、侯仁矩、侯仁宝、侯延广，以及元代时的沁州长官杜丰等，都是平遥可引以为豪的人物。

2006-10-27    保山日报网

　  山西省在元明清时期是中国商业最繁荣发达的省份。余秋雨在其散文《抱愧山西》一文中曾说过，其实山西商业的发达在“最红火的年代，财富的中心并不在省会太原，而是在平遥、祁县和太谷，其中又以平遥为最”。

　　平遥在明清时期属汾州，后改为平遥。查《云南通志》及地方有关的碑文、家谱记载，古永昌（今保山）一带的汉族居民，大多是明清时期由南京应天府迁徙而来的。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素以商业经营闻名的山西平遥人，南迁的原因不是因为商业的运作，而是与其他汉族同胞一样，他们的祖先向着“夷方”道上的迁居，属同一原因———“充边”，即填充地广人稀的滇西边地。

    平遥因“地瘠薄，气刚劲，人多耕，织少”（明万历《汾州府志》），为了生存而不得不“走西口”，从而导致了平遥商人“遍及海内外”的宏观场面。尽管经历了 “紧紧拉着哥哥的手，汪汪泪水扑沥沥地流”的那种催人泪下的哀伤离别，但最终使“走西口”的平遥人奠定了山西后来成为“海内最富”的强大的商业基础。被余秋雨称为“中国大地上各式银行的‘乡下祖父’”的平遥“日升昌”商号，就是在当时“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苦心头，这一去要多少时候，盼你盼得白了头”的那种极其凄苦的环境下产生的。部分平遥人南迁云南，乍一看似乎要从“走西口”中转道“夷方”，把“汪汪泪水”变换成一种大气磅薄的商业行为。但随着社会历史颠三倒四的改朝换代，随着历代帝王对商业运作规律的不断干扰，事实上，到明朝初年，平遥人的商业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定居于蒲缥塘子沟的侯氏家族，正是这一“下坡”途中南迁而来的平遥后裔。

　　侯氏家族目前在塘子沟已达30多户，加上移居其他村寨的侯姓人家，目前总人数已达1000多人，其厚厚的一本《侯氏家谱》，明明白白地记录着他们家族南迁的原因。明洪武年间，其一世祖侯恺，初在南京为官，后被封为武德将军，随蓝玉、沐英西征云南定居金齿（今保山），后迁居蒲缥塘子沟及腾冲县的娘娘庙一带，长期以耕种务农为业，他们的后人除极少部分还偶尔从事一点小贩式的小本经营之外，当年平遥人那种吞吐华夏的商业行为开始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据有关史料记载，平遥人由于家乡土地贫瘠而“走西口”，形成了一种“以商为本”的商业人格，对从政、为农的意识较为淡薄。但历史的“魔棒”偏偏将其祖先推向了政坛，并将后裔也拉向了务农为生的田野，这种命运的转换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细细一想，从人生“运作”的本意看，当年的“走西口”实属无奈，生存保证在一个舒适平稳的环境里，这或许是每一个人的最佳选择。

　　当生意意识极浓的平遥侯氏家族随其祖先侯恺南迁到蒲缥以后，发现这里土地肥沃、气候四季如春，靠务农耕作已经完全可以使自己的家族衣食不愁、平安无忧，因此，当年前辈人那种为养家糊口而泪洒“西口”的艰难奔波已经没有必要。但平遥人毕竟是平遥人，祖先献身于商业的那种吃苦耐劳的精神世代相传，虽然由商而农的生存方式改变了，但与命运抗争的祖传遗风没有变。向我们介绍侯氏家族历史演变的侯氏第十九代孙、退休教师侯老师对我们说，他的爷爷与其他的侯氏后裔也曾做过商人，诸如赶着马帮驮土特产到外地去做点小生意，但大部分侯氏家族已不将其当作一种主业，而是贴补家庭生活的一种辅助性的“小商”行为。侯氏家族定居塘子沟以后，与其他迁居蒲缥的汉族移民一起，把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到了蒲缥，使当时偏僻闭塞、靠近“夷方”的边沿驿站，逐步发展成一个农业极为发达的高山盆地。尽管从商的意识淡化了，但平遥人的精明能干的“血脉”仍然流淌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业耕作里，直到解放初期，侯氏没出过几家商业大户，但却出过几家在当地颇有影响的靠耕作为生的“农业地主”。

   （作者：苏加祥） 　　

    2007年12月1—2日，由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大象出版社联合主办的“国际汉学（中国学）研究回顾与展望（1977—2007）学术研讨会”在河南郑州成功召开。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先生、清华大学汉学研究所李学勤教授给会议发来了贺信，来自国内重要的学术机构、高校和台湾汉学研究中心的四十余名学者对国内三十年来国际汉学（中国学）研究进行了认真总结和反思。我校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侯且岸教授，作为国内美国中国学研究的重要学者应邀出席会议，主持了分会场的发言和讨论，并以《汉学（中国学）专业研究生的培养――以“美国现代中国学”方向为个案》做了主题发言，介绍了我校国外现代中国学方向博士研究生以“世界性”为根本出发点，以“跨学科”和“跨文化”为基点，以“通识教育”为导向，以“学术史”和“学术取向”为研究特色的培养经验，受到与会学者的广泛重视和好评。我校2007届毕业博士研究生、现中国地质大学教师韦磊以《三十年来国内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述论》为题发言。我校在读博士生李晔、管永前和徐书墨也参加了研讨会，受到了高水平学术会议的教育和熏陶。

    在成立的“中国国际汉学（中国学）研究学会”（Chinese International Sinology Society）上，著名学者季羡林、任继愈、汤一介、李学勤先生任顾问，北京大学严绍璗教授当选为会长，我校侯且岸教授当选为副会长。

于静 文

　　1953年10月在北京出生的侯且岸，1994年在北京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1997年至1999年，在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中国思想史博士后流动站做博士后研究。现任北京行政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是国内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开创者。《当代美国的“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费正清与美国汉学》和《当代中国的“显学”———中国现代史学与思想新论》等一系列专著奠定了他在这一学术领域最前列的地位。
　　美国现代中国学和传统意义上的汉学（Sinology）不同，与一般意义上的中国学（TheChineseStudies）也有区别。美国现代中国学（TheContemporaryChineseStudiesintheUnitedStatesofAmerica）属于地区研究范畴，是一门以近现代中国为基本研究对象，以历史学为主体，具有跨学科研究特点的学问。它完全打破了传统汉学的学科界限，将社会、人文科学的各种理论、方法和手段融入汉学研究、中国研究，从而大大开阔了研究视野，丰富了中国研究的内容。正如美国中国研究的奠基人费正清（JohmKingFairbank）所述，他的中国研究得益于在中国的实际经历，以及“在哈佛开创对中国的地区研究计划的结果”。
　　侯且岸教授在美国中国学研究中，非常注重从费正清、柯文、黄宗智等人的学术历史中进行反思，而这种反思的结果则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他对柯文“中国中心观”的批判上。侯教授认为，美国学者不喜欢建立理论体系，而没有这些，深层次的探索就无从谈起。“根据真实史料进行的探索”代替不了对方法论的探索。同时，他提出了更富有历史意义的思考———“非中心问题”。他认为，在中国研究和亚洲研究中，并不是说建立起“中国中心观”或“亚洲中心观”以后，就把问题全解决了。事实上，建立起这样的观点和取向仅仅是迈出第一步，还必须把中国研究、亚洲研究放到世界史发展的进程中加以考察，既看到世界历史发展的共性，也看到各地区发展的特殊性。在这样的历史考察中，没有谁是中心的问题。
　　侯教授认为，通过与异文化的交流与理解，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我研究美国现代中国学，就是试图选取一个新的视角，从山外看山。当然，从根本上说，美国学者研究中国是为了美国而研究中国，并不是为中国而研究中国。但我们毕竟还是能够从中学习到很多在固定范式的规范下无从思考的问题。比如：从全球视野看中国，从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看中国，从全球社会现代化审视看中国。这些全新的视角必将产生难以估量的思辩作用。”